那天山下的风刮得异常猛烈，呼啸的风声几乎盖过了一切声响，卷起的沙尘让人连眼睛都难以睁开今裕堂，战士们不得不眯着眼睛艰难前行。陶铸率领的队伍刚刚抵达山脚，就看见一个身影从陡峭的山坡上滚落下来，那人满脸尘土，身上的军服早已被树枝和石块撕扯得不成样子，只剩下几缕布条勉强挂在身上，他的眼神涣散，整个人看起来失魂落魄。
陶铸一眼就认出了这个狼狈不堪的人，顿时怒火中烧。他向来最痛恨在战场上临阵脱逃的行为，认为这是对战友和革命的背叛。他一个箭步冲上前去，二话不说抬腿就是一脚，将那人踹倒在地。杨昌炽没有反抗，也没有辩解，只是静静地趴在地上，脸贴着冰冷的泥土，仿佛已经接受了即将到来的命运。陶铸毫不犹豫地掏出手枪，咔嚓一声拉开保险，黑洞洞的枪口直指那张沾满尘土的脸庞。
展开剩余80%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只强有力的手突然握住了枪管。李先念不知何时已经赶到，他的声音虽然不大，但每个字都掷地有声。他的手像铁钳一般牢牢固定住陶铸持枪的手腕，纹丝不动。陶铸显然没料到会有人阻拦，一时间愣住了。李先念直视着他的眼睛，语气坚定地说先把人带回去调查清楚再作处置，现在不是执行军法的时候。
在当时的鄂豫边区，陶铸的雷厉风行是出了名的，但他也并非蛮不讲理之人。经过短暂的犹豫，他缓缓放下了手中的枪。这个场景在1939年底的边区显得格外特殊。那时边区刚刚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战斗，游击队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，不仅武器简陋，兵力分散，连基本的后勤补给都要依靠当地百姓的支援。整个边区三十多支游击队加起来还不到两千人，每一次战斗都是在用生命与敌人周旋。
李先念作为中央新派来的政委，到任时间并不久。陶铸原本对这位新搭档寄予厚望，视他为改变困境的希望。然而两人的处事风格却大相径庭，陶铸崇尚铁血纪律，李先念则更注重思想工作。这次事件让两人在治军理念上的分歧彻底显现出来。
杨昌炽并非普通士兵，他出身书香门第，是武汉大学的高材生。在那个年代今裕堂，像他这样放弃优越生活投身革命的知识青年虽然不少，但每一个都弥足珍贵。他怀着满腔热血来到边区，想要为抗战贡献力量。然而缺乏军事训练的他，在战场上第一次听到震耳欲聋的炮火声时就彻底崩溃了。那场遭遇战来得突然，日军在暗处设伏，战场上一片混乱。躲在岩石后面的杨昌炽眼睁睁看着身边的战友接连倒下，最终心理防线彻底崩溃，选择了逃跑。
平心而论，当时的游击队确实没有做好接收知识青年直接参战的准备。这些年轻人虽然文化水平高、革命热情足，但实战能力确实有限。陶铸一贯主张军令如山，违反纪律就要严惩，临阵脱逃更是死罪。但李先念却有不同的看法，他认为杨昌炽本质上并非贪生怕死之徒，只是被安排在了错误的位置上。那天晚上，李先念对陶铸说这个年轻人更适合拿笔杆子而不是枪杆子。
事实证明李先念的判断完全正确。当杨昌炽被调到新成立的报社工作后，他仿佛重获新生。白天他深入部队采访，晚上通宵达旦地写稿排版。在他的努力下，《七七报》很快在边区广为流传，报纸上刊登的文章字字铿锵，读来令人热血沸腾。许多战士都说，这些文章给了他们继续战斗的勇气。
杨昌炽后来坦诚地告诉身边的人，他并非畏惧死亡，只是当时完全没有做好战斗准备。他撰写的《我为什么逃跑》一文直面自己的错误，没有丝毫推诿。在文章中他写道虽然曾经逃跑，但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，他要用手中的笔继续为抗战贡献力量。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，促使一些干部开始反思人才使用的合理性，认识到并非所有人都适合前线作战，但每个人都能找到发挥所长的位置。
李先念没有对此事发表过多意见，但他经常派人将报纸送到前线，有时甚至亲自为识字不多的战士朗读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边区的宣传体系日益完善，思想政治工作也逐步走上正轨。分散的游击队逐渐整合为正规的地方武装，部队规模从最初的几千人发展到数万人。杨昌炽的文章成为新兵入伍的必读教材，陶铸后来也承认当时差点开枪是过于冲动，幸好李先念及时制止。
杨昌炽在边区工作了数年今裕堂，后来调往延安继续从事宣传工作。他再也没有拿起过枪，但他用笔写下的文字始终与前线将士同在。从那时起，再没有人用逃兵来称呼他，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这位战地记者的尊敬。这段经历不仅改变了一个知识青年的命运，也为边区的宣传工作开辟了新的局面，成为抗战时期人才使用的一个典型案例。
发布于：天津市胜亿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